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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吕氏春秋·慎大》篇写道：“夫忧所以为昌也，而喜所以为亡也。胜非其难者也，持之其难者也。”这段话警诫人们，只有常存忧患、戒惧之心，才能永葆昌盛和胜利。

春秋末期，晋国大夫赵襄子派新稚穆子去攻打翟国，不多久就攻取了左人、中人两座城池。当时，赵襄子正在吃饭，得知这一消息后，他的脸上现出忧愁的神色。身边的人都感到很奇怪，就问他：“一下子就攻取了两座城池，这是应该感到高兴的事情，您为什么反而忧愁呢？”赵襄子说：“长江黄河涨潮不会超过三天，狂风暴雨不会整天刮整天下，太阳停留在天顶也不过片刻而已。如今，我们赵氏的德行积聚得还不够丰厚，一下就攻取两座城池，恐怕要有灭亡之患了！”赵襄子在胜利面前却心怀忧惧，始终保持清醒和冷静。孔子听说这件事之后说：“赵氏将要昌盛啦，他能预见到忧患就是昌盛的原因。”

身处逆境、失败时，需做到时时惕厉、心怀忧惧；身处顺境、胜利时，更需戒骄自警、理性预判。这里所讲的忧惧，不是无谓的杞人忧天，而是在顺境时的一种自我警醒，是对未来危机之事的预先判断和规避，彰显的是一种理性的远见和善始慎终的态度。西汉董仲舒从政于盛世时代，却具有强烈的危机、忧患意识，他曾说，“福之本生于忧，而祸起于喜也”“凡人有忧而不知忧者凶，有忧而深忧之者吉”“爱人之大者，莫大于思患而豫防之”。唐代魏征也以“居安思危，善始克终”警诫世人，要时时谨慎忧惧。“圣人所以居安思危，正为此也。安而能惧，岂不为难？”“不念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，斯亦伐根以求木茂，塞源而欲流长也。”

戒惧、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。抗战胜利前夕，面对如何跳出“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”历史周期率的疑问，共产党人作出“让人民来监督政府”的响亮回应。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“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、谨慎、不骄、不躁的作风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”，告诫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。告别西柏坡进驻北京前夕，我们党更是提出“进京赶考”的重大命题，发出“决不当李自成”的铿锵誓言。进入新时代，我们党又找到了“自我革命”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。

忧惧意识，体现的是一种责任和担当，更要转化为念兹在兹的实际行动。对于党员干部来讲，需将心中之忧、心中所惧落实到干事创业的每个细节中去，多为百姓办实事、办好事，始终坚守廉洁的底线不变质、不动摇。焦裕禄“心中装着全体人民、唯独没有他自己”；杨汉军“回首往事，最令人欣慰的不是当年有多大权力，而是你为党和人民干了几件实事”；廖俊波笃信“帮老百姓干活、保障群众利益，怎么干都不过分”。他们都是将担心有负于组织、有愧于人民的“心之忧惧”付之于行的典范。

居安须思危，有备方无患。新时代新征程，更要永葆“赶考”的清醒和坚定，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和奋发有为的状态，锐意进取，敢于斗争，在危机中育先机、于变局中开新局，交出不负时代、不负人民的精彩答卷。（余足云）